沉重的父爱：家庭如何塑造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

2022年8月10日，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逝世，享年92岁。一年后，他69岁时撰写的第一部自传《我是谁？》首次引进，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简体中文版。

以“恋地情结”等理论而闻名的段义孚，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他充满想象力的著作和流畅自如的文风令众多读者为之倾倒。不只是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界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也在思索“附近”与远方的关系时，在出行与归来的路途上，受到他的启发。

(资料图)

2012年，段义孚获得有“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评委称他为地理学界的“小王子”，指他如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主人公般纯真烂漫，善于感召他人。

生离死别、人情冷暖，段义孚怎样从中领悟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家人、朋友给他的人生和学术带来了什么，都在这本书里了，他在其中坦诚地分享了家庭、父母与自己的关系是如何塑造他的个性的。

承受并批判父爱

“人们会如何描绘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对我来讲，一个美好的地方必定有好的天气，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物产丰富；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个人的福祉。”段义孚这样写道。对每个人来说，选择一个舒服的地方一直生活在那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段义孚却未能如愿，在年轻时被迫做了“无根的人”。

他一直单身，不稳定和孤独感成了他一生都要面对的境遇和需要解读的命题。38岁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之前，他从小到大一直不断在搬迁。“家”的所在从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到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他的生活轨迹随着家庭以及个人求学、就职而不断改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跟随外交官父亲不断调职而搬家。

“在20世纪30年代，我有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感觉”，段义孚说，他是一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孩子”，从社会出身来讲，从小有条件做“成大事”的梦。父亲段茂澜出生于1899年，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远房侄子，靠其资助，加上拿奖学金，在国外学成归来后，曾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和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后来长期担任外交官。

段义孚一直活在父亲的期待中，既承受着传统儒家式父爱带来的压力，也承认因父亲的资源和交际而获益。比如，他一直觉得，同样是三十多岁的时候，自己才晋升副教授，而父亲已经做过很多官职，每天用四种语言与外国人联系，自己简直是一个土包子。随父亲出国任职而搬迁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后，段义孚曾遭受种族歧视，但他所受的教育和父亲帮他增长的见识，则为他建立了自信，使他能自我保护。在巴拿马做调研项目时，父亲还曾利用职务之便，帮他“走后门”打通关系。

7~10岁时，他和家人住在重庆郊区一个不时遭受日军空袭的破村庄。在学校里，他的课本上居然有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教导我们长大后要成为富有同情心的人”。当时的教育充满了希望孩子们成为精英、将来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意图。在家里，段义孚也经常听到父亲的朋友们纵横四海的聊天，“从元代的戏剧到罗素的逻辑学，中文里夹杂着英语、法语和德语”。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与牛顿这样的伟人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段义孚认为，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他得以从受教育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观念：“我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甚至对世界和世界大事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地方的认同。”

在段义孚眼里，父亲已经不像爷爷那代人那么端着了，但还是“违背自己天性”，太多坚持原则，太严厉，不肯放下架子，给子女笑容。1980年，81岁的段茂澜在台北病逝，段义孚心里承受不了，没去探望，也缺席了葬礼。

索取并超越母爱

母亲是段义孚亲近的人。“我觉得母亲好像对待每个孩子都很公平，所以便努力成为她最爱的那一个。”段义孚在书中颇为可爱地直言，自己小时候一直想把最小的弟弟挤掉，好能一直依偎在母亲身边。作为三子一女里面的次子，他自觉排行处于劣势，想得到父爱指望不大，“对母爱的索取就特别多”。

由于育龄期间患病需要休养，母亲没有亲自照料孩子们，奶妈帮助做事，这使母亲的形象变得“疏远、高贵、有魅力”。1938年，段义孚跟着家人离开南京，经越南海防和昆明，逃往重庆大后方。一路上状况不断，公路上天气不好、车祸连连，段义孚全身发疹痛苦不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弥补了段义孚曾经的不满足。

段义孚十几岁就开始有回报母爱的念头，“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保护欲”。母亲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把一切都打理得挺好，也经常尽职尽责地陪同丈夫出席活动，但她并不那么喜欢公共场合，更热爱生活中简单朴素的事情，还保持着在上海成长养成的买下午茶的习惯。

母亲在生活中保持仪式感，一直让段义孚记忆深刻，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生活时，她买下午茶的习惯都是雷打不动。到了圣诞节，她也很热衷于买圣诞树和装饰品，装点家居，给家人们带来温暖快乐的气氛。

段义孚回忆，1956年，他刚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父母来美国，一家人在纽约团聚。深夜，家人们聊天非常开心，母亲在旅馆房间小小的厨房给一家人煮面条吃夜宵。“大家都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幸福，这样的感受之前还从未有过。”之后，段义孚还开着300美元买的二手车，拉着母亲横穿大陆去加州。

在伯克利，段义孚与母亲、三弟段三孚又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每天，母亲从伯克利山上的住所下来，到大学校园里闲逛、购物，坐在长椅上看忙忙碌碌的大学生们，享受阳光。一次，因为弟弟没来接母亲回家，母亲坐在段义孚的车里睡了三个小时，下班之后段义孚才发现。那一刻，他感觉“母子俩的角色已经互换了”。

离开的那天，母亲还“撒娇拖延”，利用去超市买水果的机会拉长与孩子们共处的时间，告别时的拥抱和泪水成了段义孚珍贵的回忆。遗憾的是，不久后她就因癌症晚期去世了。

母爱既是段义孚的情感依靠，又在他思考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过程中，起到镜子般的作用。“我努力从童年的经验里汲取教训，减少自虐的倾向。”在回忆小时候家里吃饭的一个场景时，他袒露了内心的计算：怎样合理地抢到母亲做的最好吃的那道菜，又能有礼貌地让母亲感觉到自己在赞美她呢？

最终他选择了克制，并且不让别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