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3年第4期｜杜卫东：巨灵一臂数中原（节选）

杜卫东，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社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40余部。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长篇小说《吐火女神》、《江河水》（与人合作）、《山河无恙》，另有散文集《岁月深处》被译成英文在全球发行。有多篇散文被收入各种年选和中学课本、香港高中语文教材。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散文奖和全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等。另有编剧作品《江河水》《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新来的钟点工》分别由江苏卫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播出。

巨灵一臂数中原

□ 杜卫东

【资料图】

1

平地一声雷，绳断棺落。

这是一具黑漆描金的灵柩，抬棺者众。旧日，抬棺人数极有讲究，穷苦人家2人抬，富贵人家8人或16人抬，至多不得超过64人。天子是九五之尊，驾崩后可由128人抬棺。从眼前的阵仗看，逝者绝非常人。果然，扶灵的行人宋恺见状一惊，神色有些凄惶，忙拱手一揖，对迎灵的海南州府官员道：“死者为大。看来，阁老思乡心切，踏上故土，便不想多走了。此地离阁老故居不过数里，就此安葬吧。”

上面一幕，发生在明弘治八年（1495）秋的海口市郊。

阁老，丘濬也，海南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人。名震当朝、深受皇帝器重的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三月卒于任上。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撰《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抚灵送他叶落归根。

山一程，水一程，永远走不出的是故乡用石板铺成的小径。

自景泰五年（1454）丘濬置身庙堂，故乡就变成一支长笛，回响在耳畔的是不尽的乡愁。曾被同僚讥笑为“南蛮子”的丘濬，一点也不为自己生于海南而自卑；在他心中，海南就是人生的省略号，爱与眷恋尽在其中。他曾做诗：“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这里的“可怜”作“可爱”解，同王安石的“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意思是说，海南的荔枝无与伦比，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角天涯。借歌咏荔枝，丘濬抒发了对故乡的一往深情。在清冷的偏殿候召，一声虫鸣或鸟叫，都会让他想起搁置在椰树下的童年。苍颜有加，思乡之情更是像午夜的浓雾难以化解。70岁擢升入阁，位极人臣，这是多少封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时刻，丘濬却在此前上书，请求孝宗恩准他告老还乡，自叹“残生无几，死期已近”。孝宗不以为然，很干脆地拒绝道：“卿年德老成，已升重职，当勉就任，不允所辞。”坚持让他出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丘濬推辞，理由是，我的治国理念皆写于《大学衍义补》，皇上有问题尽可参阅，“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胜于臣身见用而赐以高爵厚禄万万也”。

立身简素，不恋豪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丘濬的话，情动于中，意兴于外，令人心生崇敬，如见秋水东逝，落霞满天。

我们知道，南宋的真德秀著有《大学衍义》，但此书“衍”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把《大学》中的“治国平天下”一纲略去了。丘濬深以为憾，“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文，加按语抒发己见，故书名为《大学衍义补》。此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诸方面，宏论迭出，见解独特，是一部论述治国理政的儒家重要经典。

皇上未允，丘濬黯然。转年，他患上白内障，又一次上书请辞，形状几近哀求，说如果孝宗能够钦准他的请求，死后在阴间不致做一个无目之鬼，则感戴天恩。孝宗仍不肯“放行”，但考虑到他眼神不济，承诺只要是刮风下雪天，可以不来早朝。

皇恩难辞，丘濬仰天一声长叹，思乡难归，只得“清梦时时到海南”。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捱风缉缝、登龙有术者常见；不恋官爵，一心求隐不仕者则寥若晨星。为官者即便残年余力，也愿意让“荣华”成为人生归途的最后一个路标。丘濬不是这样，他是真心想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边远之地，回到那个梦也是它醒也是它的心灵之乡：“百计思归未得归，梦魂夜夜到庭闱。愁心苦似丸和胆，泪点多如线在衣。”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三个爱子先后离世，令丘濬倍感孤独；乡愁像是老屋前辘轳的井绳，一圈一圈将他的心箍紧；他想念家乡的椰子树、芒果林，想念日出时的海浪、落霞中的渔帆，想念童年的玩伴、私塾的书声，更想念家中独守孤灯的老妻和四岁幼子。年迈多病、心力交瘁，他已经无法负荷繁重的朝政；一直萦绕于胸的政治热情，渐渐演化成了对天伦之乐的向往和落叶归根的企盼；一生为国操劳，鼓衰气竭，他想完成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换：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岁月，共挽鹿车归乡里，樽前月下度余生。

丘濬一再请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位新进。他知道，士人学子，青灯黄卷煎熬，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能够晋身庙堂，一展平生之所学。自己位居中枢，“王殿东头第一班，朝朝屏息奉龙颜。百年已自七旬过，一日都无数刻闲”。新旧交替不可避免，历史就像曲折往复的长河，要想不断流，沿途必须有新的水源融入。在一篇奏章中他明确提出，古代社会，朝廷官员必须在年老力衰之年卸下职务，因为老弱的身躯会影响处理朝政的能力，继续为官大都是贪恋荣华富贵。他入仕，为的是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官位之于他，只是如蚕吐丝的桑叶，一旦化蛹成蝶，就不再有任何留恋。

丘濬的可贵在于，请辞未准，并未就此懈怠。他明白，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今天的叹息也不会铸就明天的辉煌。既然“此身已属皇家有”，唯有更加尽心国事。老迈不等于枯槁，落红并非无情，身体的健硕是青年的专利，智慧的绽放则是老人的袈裟。

弘历五年（1492）丘濬又呈奏一折：《乞严禁自宫人犯奏》——几天前，有上千名自宫者聚集在礼部门外滋事，他们手持棍棒，围困尚书耿裕，追打礼部官员。原来，明朝的太监享有各种特权，致使不少人自我阉割，以换取进宫机会。宫中没有那么多空缺，一些自宫者就寻衅肇事。丘濬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主张严惩。如果法外施恩，会加速情形恶化；而一旦入宫成为太监，家族中人就能免税免役，变相加重了老百姓的税役负担；况且，太祖曾下旨废除宫刑，自行阉割者岂不是藐视太祖遗训？丘濬的建议被孝宗采纳，严禁自宫，违者严惩，间接限制了太监数量，舒缓了明朝政府长久以来的隐忧之一。

在紫禁城宽敞的甬道上，在皇极门庄严的金台前，常常有一位老人，瘦骨嶙峋，白发如霜，或踽踽独行，思索着国家中兴的方略；或双手握着玉板，向孝宗提出一项项利国为民的建议。为了策无遗算，他在昏黄的烛光下查阅经典，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在瑟瑟的寒风中不愧下学，不知踏碎过多少片如雪的月光。在关乎社稷与苍生的历史叙事中，这位老人始终未曾停下前行的脚步，尽管步履蹒跚，背影却坚韧而挺拔。

弘治八年（1495），76岁的丘濬终于油尽灯枯，卒于任上。

老人辞世的细节，史书未有记载。我在想，“此生都无半刻闲”的老臣，临终时会是怎样的情景？或是握一支狼毫殁于案头，或是捧一册史书卒于灯下；或许，只是一觉未醒就进入了长眠？总之，那天星月无光，暗云低垂，夜空中弥漫着难言的凄美。位极人臣、恩宠并至，按说应该富贵显荣；可是，除了皇上亲赐的几件物品和数万卷藏书，这位名声赫赫的朝廷首辅身无长物，两袖清风，真乃一介“布衣卿相”。那一刻，时间肃立，山河静默，丘濬悄然与天地融为一体，人生无憾，心安便是净土；清廉自守，风过就是归途。这个世界上，从此没有了他的气息；天际间，却多出一颗闪亮的星，静观红尘绿路，祈祷人世太平。

关于丘濬的安葬有不同记载，一说墓地由皇帝御赐，一说丘濬暮年思乡心切，已请友人代选；而我，更愿意相信“绳断棺落”的说法。

从1454年入京到1495年卒于任上，前后41年，丘濬还是在母亲离世时回家守孝三年，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日月轮转，春风暗换年华，故乡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一弯明月伴孤灯，多少次，凭栏南眺，青丝变白发。如果说，生活中有一种滋味最令人煎熬，永远是思念；一脚踏上海岛，他情不自禁地要俯身亲吻故土，不忘来路，无关阴阳，随着“落棺”的一声呐喊，浓浓乡情已化作天堂韶乐，在无际的天地间轰然奏响。

先哲有灵，不知是否认同后人的解读？

2

说起来，丘濬是封建官场上的一个另类。

曾任内阁首辅的徐溥在《谦斋文录》中这样评价他：“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同朝为臣，徐溥的看法不能说毫无依据，比如“睚眦必报”，信手即可找到一例：友人刘健曾说丘濬有一屋子散钱，却没有串钱的绳子。意为丘濬学问广博，但略显散乱；丘濬听到后立即反唇相讥：“希贤（刘健的字）满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嘲讽刘健虽然能抓住要害，但见识有限。他的顾盼自雄还有一则轶闻可为佐证：据说，海南知府为测试其才，曾将幼年的丘濬踢倒在地，随即吟出上联，“一脚踢到小童子”；丘濬倒地不起，道：“你把我扶起，即对。”待知府将他扶起，丘濬的下联脱口而出：“双手扶起大学士。”

桀骜不驯的丘濬，在暗锤频出的官场却一路顺风顺水，实在令人称奇。

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由庶吉士做起，经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一直做到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从未受过贬黜，晚年更是13次请辞不准。真如徐溥所言，焉能在《明实录》落得如此美名：“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

评价两极，丘濬的仕途为什么一路通达？他是胸襟狭隘的庸碌之辈，还是腹载五车的饱学之士？我们不妨试着来破解这一谜团。

和历史上的许多文人骚客一样，丘濬的诗和远方不是文墨。成化元年（1465），广西匪患猖獗，刚刚君临天下的宪宗下旨平乱。时任翰林院编修的丘濬主动上书大学士李贤，提出了自己的平乱战略。李贤看后极为赞赏，认为丘之所言“厉害得失，明切详尽，用之必可成功”。于是，伏乞皇上俯赐睿览。宪宗看后也高兴得不要不要的，下令有关部门抄送总兵、巡抚，参照执行。后来平乱，“虽不尽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间”。

可见，丘濬确实有才，而且其才绝非止于文墨。悲催的是，从景泰五年（1454）礼部试中脱颖而出，直到古稀之年拜相入阁之前，丘濬一直从事的是文字工作。先是参与编纂《寰宇通志》，一部地理志书，早在洪武年间就已启动；丘濬在景泰六年（1455）被委以史官一职，全力投入此书编纂，翌年即告完成。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前后拖了几十年，丘濬实际参与仅一年，便因此获得皇帝赏赐，被擢升为正七品翰林院编修，虽是依循惯例，也足以证明其才识过人，表现可圈可点。

天顺二年（1458），英宗下令重新编写《大明一统志》。此书为明代官修地理总志，英宗要求“聚天下英才”，遍阅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义类凡例，悉有依据，信疑是非，均加订正，力求编出一部可以传之于后世的经典。丘濬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参与《大明一统志》的编纂，足见其学识才华亦为英宗所依重。四年后书成，没有新的编纂任务，也没有委以他任何实职，丘濬难得的拥有了几年属于自己的时光，正好分得一处住房，六十余丈。他未置红烛灯台，照夜色薄凉如水；也不雕梁画栋，伴晨光隔窗赏梅；而是将收集和珍藏的万卷诗书尽置于此，建了一座私人书斋：槐阴书屋。

从此，生活的片断化作点点风帆，消失在天之尽头，放眼是无涯的知识海洋。

掬一弯明月，挽十里狂澜，汇万千见解为墨，抒一腔豪情作笺。求知的触角越是深入，丘濬越是觉得已获得的学问不过是海面上的一只漂流瓶，渺小而微不足道。立足千仞岗，与历代圣贤对谈，探究天地之真理；游心万古天，和八方来风对接，追寻宇宙之奥秘。就这样，孤灯相伴，草木为邻，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丰饶的一段时光。几年苦读，夯实了他在经、史方面的造诣，完成了第一部专著《朱子学的》，为后来撰写《大学衍义补》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秋影鸿雁，双翅一展，丘濬已经立于翠微之巅。

或许是丘濬的学问太牛掰，虽然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过人才干，却未被启用，其后任职皆与文墨相关。寂寞繁华，冷月照天涯，空披一身戎甲。丘濬为此失落过，直言：“仕宦不出国门，六斩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直到他升任礼部尚书后主管詹事府，也是打理太子的学习和日常。其实，远离权力中心，降低了他卷入党争和权斗的风险，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刻苦读书，历时十年完成了鸿篇巨制《大学衍义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而深得孝宗青睐，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摆弄文字看似清闲散淡，却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才学，非饱学之士难以为之，连批评他的徐溥也承认，丘濬有经天纬地之才。满腹经纶且与世无争，丘濬自然不在权力倾轧之列，仕途所以顺风顺水。

命运，为丘濬下了一场雨，也为丘濬撑起了一把伞。

弘治四年（1491），70岁的丘濬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正式进入权力中枢，按说应该高兴。他一直希望成为朝臣，一展平生之所学；特别是《寰宇通志》的编纂，使他对国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撰写《大学衍义补》，又使丘濬的治国理念渐趋系统和成熟。不过，旧梦一枕，醒时已是日暮；夙愿难偿，年华不敌秋风。此时的丘濬，白发苍颜、家中屡遭不幸，当年的从政热情如雾气消散，急雨渐停；只想在人生残年，东山高卧，了却百年牵挂；几畦青苗，留住夏雨秋风。

那么，丘濬13次请辞，孝宗为什么一直不准？

弘治元年（1488），丘濬向孝宗呈送了“竭毕生精力，始克成编”的《大学衍义补》。初登大位，经验匮乏，18岁的孝宗读过该书，仿佛步入了一片神奇的天地：春光泄、暖风香，烟云外、多少城郭，旌旗映朝阳。治国理政之门在他的面前砰然打开，对盛世的憧憬，像是显影液中的胶片一下清晰起来。他要中兴大明，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怎么舍得让丘濬归隐？有丘濬帮助松土施肥，才能不负佳期；捉放日月，指点江山，正需要君臣一路同行。如果把《大学衍义补》比喻成是一艘可以渡他到繁华盛世的方舟，在孝宗心里，丘濬无疑就是一块“压舱石”，有他随时垂询，才可以安妥内心，听凭潮涨潮落。

入阁不久，丘濬便被卷入了一场内阁与吏部的权力摩擦。

弘治六年（1493），吏部尚书王恕主持考核天下群吏，罢黜官吏二千。时任大学士的丘濬，请得圣旨留用了90余人。他认为，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不应统统罢黜。王恕因此迁怒于丘濬，恰逢太医院院判刘文泰曾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未果，心存怨愤。在为丘濬看病时了解到王恕辞官居乡时，曾刊印过一本自传。找来该书一读，认为书中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润色后，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立即卷起百丈波澜。刘文泰以“因挟私恨，朋谋奏诋大臣”的罪名被收监，攀咬了丘濬。因早有嫌隙，王恕认为，此事丘濬必是幕后主使；丘濬上表辩白，“止凭一口单词，别无实迹旁证”安可取信？并称平生所恶者，就是“矫激好名与喜事告讦之人”。两位老臣闹到了不可两立的程度。

孝宗经过权衡，末了，站队丘濬。

王恕何许人也？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因直言无忌，在宪宗一朝无奈致仕，后经廷臣不断举荐，被孝宗重新启用，其官声甚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孝宗听任他乘驿车归乡，人们因此对丘濬谤议如潮，弹劾他不宜高居相位。徐溥对丘的贬抑，其源亦出于此。丘濬或许和刘文泰议论过王恕，但是说他指使刘文泰诬告王恕，应属“躺枪”。不过，王恕乃五朝元老，尽心国事，丘濬入阁后对这位老大哥确实尊重不够。明代废相以后，吏部掌管考课甄别，地位在其他各部之上，吏部尚书因而统领百官；丘濬时任大学士，已实居相位。王恕“北人伉直少文”，丘濬多少有点“海蛮气习”，故而皆傲然自恃，冷眼以对，互不示弱，才情若冰炭。整顿吏治，是吏部尚书职责所为，丘濬对王恕裁撤官员过多有不同看法，尽可私下沟通，一纸奏折直抵天庭，留下了近百人，难免让王恕心中不爽。王恕愤而辞官，孝宗准了，不仅没有依照惯例褒奖，还裁减待遇；说明丘濬不曾在孝宗面前为王恕美言，多少有些书生意气。其实，老哥俩都是好官儿，处理问题的出发点虽有不同，皆出于公心。同样喜欢仰望星空，却不能携手欣赏同一场美丽的流星雨，令人叹息；看来，如果不能相互欣赏，彼此的才情便是负担，美丽的云絮也会被错当成农舍的炊烟。

入阁前，丘濬一直摆弄文字，凭借锦绣文章，所以仕途一路顺达；入阁后，锋芒不减，顾盼自雄，依然能够风生水起，是因为其才识为孝宗所欣赏与信任。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3年第4期